七、金城反击战役的胜利，我军从持久的战略防御作战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彭总还想打几次反击战役再停战
1953年7月，金城反击战役的组织准备阶段，我当时没有在志司作战处，而在正面的西线师。因此、我不能说出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会。但在反击战役即将开始时，邓华代司令员电话令我迅速赶到金城前线参观学习。因此，我对反击战役的实施阶段是知道的。但我不是直接参与者，也就不必多说了。
当时我虽然不在志司作战处，但由于长期工作习惯，我始终注意研究着朝鲜战场整个局势的发展变化，因此，对当时整个形势还是了解的。
当时的战局是：抗美援朝战争，由于敌人有非常大的优势的空军、海军掌握了制空权，因此，其实就是一场立体战争，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有一段时间内甚至后方的战争比前方更激烈。
在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后，敌人即发挥他们的空中优势，向我展开了空中进攻，即所谓的“绞杀战”，企图将我军后方供应线炸断，炸瘫痪，使我正面前线的军队在没有有力的后方支援下而减弱战斗力，敌人再从地面发动攻势，摧毁我军的防御。
因此，对我军来说，既要迅速巩固前方正面的防御阵地，更要巩固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研究，后方供应仅靠由东北军区派出的前方指挥所来保障，是不能粉碎敌人的空中进攻的。因此，建议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领导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和后方对敌空中进攻的作战。彭总认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与指挥，在志司党委会上，提出由洪学智副司令员兼任后勤司令员，大家都很同意。
同意彭总和志司的意见于1951年5月19日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领导指挥在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工作。直接受志愿军党委和首长领导。并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于1951年6月份成立后，统一指挥与组织志愿军后方的供应保障。为了使后勤保障的畅通，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与国内战争时的后勤部大不一样了，志后是一个各兵种的联合的后方勤务司令部，指挥着6个后勤分部和设在朝鲜北部各地的几十个后勤供应兵站、大量的仓库、几十个野战医院;还指挥几个警卫团、几个警卫营;10几个汽车团、20几个辐重团、几个运输营、几个工程大队、几万民工。有几个通信营，自成独立的后方通信联络系统。还配属有2个师的鸣枪报警部队，几个工兵团，十几个高炮营，总人数达22万多人。其他的还有铁道兵团、军事铁路运输局等。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既要保障野战部队的全部供应，还必须负责后方对空防御作战，也就是粉碎敌人从空中发动的“绞杀战”。
1951年9月份开始，我空军在苏联空军2个师的支援下，开始在清川江以北上空.投人作战，但只能在白昼在清川江以北上空活动。夜间的天空，仍是敌人飞机猖狂地狂轰滥炸。
由于我后方顽强机敏地与敌人空军作斗争，使敌人的空中‘绞杀战”没有把我军“绞杀”死，而且卓有成效地前输后送着，强有力地保证了前方作战部队的及时的供应，并发展到后来充足的供应。
在正面第一线担任防御作战的各兵团，各军及炮兵、坦克兵、高射炮兵和工程兵，在防御作战的开始时期是极为困难与艰苦的，在敌人空中“绞杀战”的进攻下，作战部队打的、吃的、用的物资都供应不上，而且敌人在正面的空中进攻与地面炮兵的轰击，对我野战工事的防御阵地，造成非常大的威胁与损失。我全体指战员发挥了大无畏的精神与极大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断的探索，创造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防御体系，被誉称为“地下长城”，使我军防御阵地达到了既能保存自己，又能消灭敌人的目的。在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的建议下，我国内各军和各兵种部队不断人朝参战，采取轮番作战的方法，不仅锻炼了部队，而且使第一线防御部队轮换下来，得到休整和补充，恢复体力，补充兵员，使部队保持旺盛的士气。各部队越打越有经验，越打越会打，士气也就越高涨。
从战略上转入阵地防御初期，我军主要是巩固阵地，粉碎敌人向我军发动的大小规模的进攻。我军阵地逐步巩固后，遵照主席“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由小到大，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包括开始的冷枪冷炮运动，向敌人进行小规模的阵地反击，到中等规模的战术反击，发展到1952年夏秋之交，在上甘岭发展到战役规模的作战。
到1953年7月，我军发动的金城反击战役，是我军战略防御转向依托阵地主动向敌人发动大规模战役进攻。这是我军在战略防御中一个质的飞跃。也就是说，开始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金城反击战役的重大胜利，使我军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战略防御作战的主动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转折，伟大的胜利。在双方面对面的阵地防御作战阶段，经过敌我双方长期的较量，敌人相对来说，在地面的火力、空中的飞机占有优势，我方相对来说是弱方，我军在依托阵地的战略防御作战中，以劣势装备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这大概在世界战争史是没有先例的。
由于我军发动了金城反击战役，取得了很大胜利，使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被我军掌握，置敌于被动地位。当时朝鲜战场形势，对我军非常有利，敌人则处于很不利的被动态势。
金城反击战役胜利进行中，邓华代司令即从北京来到朝鲜，准备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彭德怀司令员报告胜利的喜讯。彭总对邓华说:“我看依照我们现在第一线各方面的准备情况，特别是弹药准备很多，以及敌人不敢将西线美军大量东调到东线来支援南朝鲜军作战，我军可以乘胜再组织一至几个进攻战役，一直打到东线‘三八线’，将东部战线拉平至战前状态，西线我军多占‘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与瓮津半岛。请你们研究讨论一下。”
邓华等志司领导同志完全赞成彭总这个作战意图。因为我军已在东线准备了很充足的弹药、粮草和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部队也集中了2个兵团，可完全打一至几个进攻战役，将战线推进至“三八线”。当时又正当秋季到来，正是进攻作战的好时机。
这个作战意图，是以后邓华代司令员在回国的专车上，我与他谈起金城战役时，他对我说的。这从十几年后彭总亲自写的《自述》中完全看出来。彭总写道:“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的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似有些可惜。”
当时的情况是:金城反击战役我军大胜，敌人大败后，美方“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已经认识到巾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如果再拖延停战谈判，不签字，对美方来说，将接着还要遭受志愿军的战役反击，甚至是连续进攻，敌人不仅要将东线占领的“三八线”以北地区全部丢失，而且还要遭到更大的兵力兵器的损耗。
东线南朝鲜军是不可能抵挡志愿军的强大进攻的。克拉克也不敢像第4次、第5次战役那样，再将西线美军大量调去东线增援，因为西线正面志愿军也有强大的兵团，随时都可能向涟川或铁原方向发动战役进攻。等待克拉克的仍然是失败，甚至是更丢脸的失败。因此在金城反击战役最后结束的当天，即1953年7月27日，美方谈判首席代表，奉“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的指令，要求与我方代表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
金城反击战役胜利后，彭总本想乘胜再打一两次战役，将东线推进到“三八线”。这时友方特别着急要停战，不想再打下去了。友方也听不进去了，认为有了西部“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的平原稻田区.，人口多;东部大山区，人口很少，稻田也很少，收复了也不能增加人口和生产粮食。友方直接向中央和主席提出来，趁着我军打了大胜仗，敌人又急于要求停战、签字，我们也应该同意停战签字。
党中央和同志，认真研究了友方急于要停战的心情与真实的情况，同时，从整个国际局势来考虑，从政治上来考虑，从战略上来考虑，从两党两国关系来考虑，党中央、和彭德怀一同研究后，并同友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中朝双方决定同意美方要求，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开始后，敌我双方都进入战略防御。苏联提出要派军事顾问团到志愿军司令部来“顾问”。因为当时在国内从军委各总部、各军兵、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各军事院校，苏联都已经派来了军事顾问团，要求中国人民都要学习苏联军队那一套条令、条例和军队作战的战略战术，并按照苏联军队那一套执行。
当时，苏联提出要按照派到各大军区的标准，派一个大型军事顾问团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当顾问。苏联提出的这个要求，很使彭总和其他志司首长为难。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在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我军入朝后，经过与美军5次战役的较量，用我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战胜了敌人，并且已经取得与美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志愿军不需要苏军的“顾问”。苏军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意、日法西斯军队作战的经验，他们还没有与美国军队作战的经验。而且我军的装备没有苏军那么多的大炮、坦克，也没有空军的空中直接掩护，苏军将领并不懂得我们志愿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他们也不会打我军这样的仗。我们志愿军还没有条件按苏军来打这场特殊的战争。他们怎么来给我们志愿军“顾问”呢?我们不想让他们派顾问团来。可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条件下(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一边倒”)，只有接受苏联的军事顾问团。
志司首长提出了因为志愿军在朝鲜仍在作战，又没有制空权，志司驻地随时都可能遭受美军空中飞机的轰炸，而且志愿军的司、政、后机关以及诸兵种，现在还不能解决苏联庞大的顾问团的住处和安全保障。因此，请只派一个小型的顾问团来，人数最多别超过5名(包括翻译)，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做到尽可能搞好安全工作与安排他们的居住与生活。
经过协商，他们同意派5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来志司。团长是一名炮兵中将，团员3名(1名少将2名上校)，他们都是苏军总参谋部的，1名翻译是文职。这个顾问团是1951年10月下旬来到志司驻地的，张文舟代参谋长即找司令部有关各处开会，告诉我们苏联派军事顾问团来志司的事，要求我们迅速给他们修建隐蔽部，靠山还要挖一条防空坑道，给他们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住处和工作条件，要管理处即派人回国给他们购买什么烤面包炉及香肠、奶油等食物及西餐用的餐具等。
我们这些处长们对此并不欢迎，也就不热心。我说:“志愿军打仗还要苏联军队派人来‘顾问’吗?他们打仗的那一套，我们用不上，他们也不懂也不会打我军这样的仗。我们在朝鲜的条件就很艰苦，还要给他们修建安全的住处，还要给他们挖条坑道，又要给他们另起炉灶做西餐，特别是我们作战处，还要经常向他们介绍情况，我们的参谋人员并不多，现在就忙不过来，这完全是给我们添麻烦。”
张文舟代参谋长听了我带有牢骚的话，即说:“苏联派军事顾问团来，是彭总和志司首长们同意了的，我们要坚决执行，要做好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中苏友谊与团结是重要的，我相信你们会做好的。”
我说:“参谋长，牢骚话是说说而已，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牢骚，牢骚话说完就没有了，你交待的任务，我们大家必须会做好，请你放心。”
苏联顾问团来到志司，彭总接见他们后，即让邓华副司令员负责与顾问团打交道。
邓华副司令员对我说:“顾问团提出，他们每天要到作战室去了解情况，你可指定人专门与他们联系，只谈敌我战场情况，其他与作战无关的事你们就不要说了。他们还提出每周要向他们的团长综合汇报2次情况，我已告诉他们，每星期一、星期四去他们那儿汇报情况，你介绍综合情况，由情报处给他们介绍敌情。”
他们能打我们现在这样的仗吗?不如改名叫‘观察组’，这还名副其实一些，他们只能了解我军与美军的作战情况。”
邓司令说:“顾问团就是顾问团，你怎么能随意改名。这是政治，你懂不懂?不准你乱说，为了中苏友谊与团结，你们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对待。”
苏联顾问团来后，看见我们给他们安排的住处与伙食比他们想像的好多了，很满意。他们要求迅速展开工作，我即领他们来到作战处(在矿洞里)，向他们介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情况。以后每天由两位上校来到作战室了解情况。开始我按规定每星期给团长介绍2次情况，以后由于我工作太忙，又经常下部队，陈赓副司令员还要我参加写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工作。我就对丁甘如处长说，请他去向顾问团团长介绍情况，行不行?丁甘如也不愿意去。我们商量，丁处长说:“我带领作战科长孟照辉去介绍情况，待过一两个星期，就交给孟照辉去介绍，我们就推脱出来了。”我说:“这个办法好，我赞成。”以后就由作战科长专门去与顾问团打交道。
